更新时间:2007-02-26

基督停留在埃博利:这个译名直白

这是一个人追寻不得的内心轨迹，可是导演拍的是这样从容和舒缓。
找到了我03年看后写的短评：二战中意大利小城的故事。也许上帝曾经遗忘过它，但战争却可以波及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一个作家是否可以逃遁于自己的世界？面对强权，他无法无动于衷，而这里的人们照样遵循世代的法则生活着。当上层建筑开始悄然改变时，底层的人民只是凝望着自己的乡村野岭，作家在这一刻陷入变与不变的对峙，却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一部精致的历史小品，似乎可以被人忽略，但一旦回味起来，那些静动有秩的画面都会一一浮现，带动人们对历史的沉思（恰如电影里作家的回忆）。空镜头的过渡和长镜头的应用再次彰显了影片的感染力，那随处可见的倒影恍惚让我想起了A.Tarkovsky，果真是我喜欢的一路子的导演。他被称为意大利的“良心”。
贴个评论文章ZT，故事讲的很完整，我却更注意影片中的车玻璃上的倒影以及前后呼应的画作和回忆，到底是遂愿了吗。。。

〈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幻灭史〉
原地址：http://www.xici.net/b7075/d27845007.htm
扬米巴发表于：2005-6-6 12:45:40
1935年，医学院毕业生、意大利北部工业城市都灵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卡罗·利瓦伊被作为政治犯流放，目的地是南部偏远小镇埃波里附近一个贫瘠、沉寂的小村庄。在利瓦伊当时的感受和日后的回忆中，这里都是一块完全与世隔绝的土地，是“囚禁在痛苦和习俗之中，忘却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另一个世界。而在当地的传说中，即便当年到意大利南部传道的基督，也只是在埃波里稍作停留、四下了望一番，从没有真正踏足这块土地。现在，一个生活在城市、适应于城市，而且显然也被国家认为在城市中有更大威胁的人，被强制送到了这里，会有什么事情开始发生吗？
1978年，著名意大利导演、政治电影大师弗朗西斯科·罗西根据利瓦伊的回忆录拍摄了《基督停留埃波里》一片。也许由于主人公的身份和影片的文学色彩所致，有评论认为这部片子在罗西的诸多作品之中算不得成功，“失之学究气”；而在中国，我看到有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政治电影”。大约是因为胆怯吧，一般我是不会明白地说什么是最好的，对这部影片，我想称之为我所看到过的探讨极权政治背景之下自由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挣扎以至最终幻灭的最诚实、最朴素，但也最深刻的影片（不过这个题材的影片好像本来就不多吧）。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前一代人非常熟悉、近乎创伤记忆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成为主人公切身体验的无根痛苦，以及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
影片开始于“历史已经过去之后”，第一个镜头是晚年利瓦伊的面部特写，随之切头部背面特写，然后是完整的一幅画——一个孩子回头凝视——推至特写。待再次出现主人公面部特写镜头时，伴随着画外音独白，一个全景镜头交代了整个画室的空间，随后，是利瓦伊面孔和一幅幅画中人物面孔特写镜头的互切。影片中稀少的特写镜头几乎全部集中在了这里，而且构造成经典的正反打系列。这是交流的暗示，那个孩子画像的推进镜头甚至具体化了一种召唤、接近和认同，然而画外音中是主人公对交流可能性的绝望。他在怀疑，多年前离开时“不离开我的农民、回到农民中去”的内心承诺以及对送行者“一定会回来看望”的诺言，是否真的能够信守和实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回来看看”的说法终究只是随口说出，遵守与否毕竟是无关紧要的。可那个缠绕主人公后半生的自我嘱托，为什么终于也无法实现呢？
他其实是可以实现的，譬如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回到那偏远落后的地区，而这也是当地农民对他的需求和期望。在影片中，村民为了让他获得行医资格甚至发动了一场集会。这也是他的姐姐，一个成功的医生对他的劝告。在这里，重新捡起专业知识分子的身份，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帮助贫困人民改善生活环境，比他在都灵时的政治宣传、集会和写作要有价值的多。对他放弃医学的举动，姐姐认为是一种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听起来，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路子。他对这种劝告是明显反感的，但他流放时期的经验和感受又使他完全无从反驳。毕竟，在这个一方面任何人听到他“大城市来的医生”这一身份都非常兴奋和期待，一方面所有人又尊重而疏远将他界定为“上等人”、“好人”等暧昧身份的环境中，他根本没有其他负责人的选择。这次谈话的最后，是他脸上浮现出绝望兼嘲讽的表情。然后，就是“自由知识分子”这一虚弱身份的分裂：医生/专业人士和画家/文人，它们两个采取了一种互不相干的共存方式。于是，在影片的后半段，他似乎变得快乐了，话开始多了，开始参加大家的聚会。看起来，他以这两种身份的分裂，获得了对生活环境的融合。
影片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他自由知识分子身份遭受的一次巨大打击。唯一一本让我们看清楚书名的书，是蒙田的《随笔集》，它出现在一个法西斯行政官员的手中，告诉主人公这是一本必须没收的禁书。理由很简单，“这本书的作者参加过法国大革命”。这个禁止逻辑是荒谬的但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而蒙田，他的贵族身份和视野、他的宽容与挑剔的共存、他的不温不火的智慧，正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所爱。当然说到底，它也有着一种隐匿而毒辣的颠覆性。禁止，其实永远是有自己的道理的，而且这种道理往往是正确的；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是禁忌及其带来的违反欲望回溯地赋予了道理正确性，使隐匿的东西彰显出来。
影片中还有一个类似主人公二重身的人物，那个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被村庄的上层认为是“耻辱”的牧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城市神学院的教授。他被村里人反感和羞辱，他也报之以漫不经心的蔑视。这个人，我们开始看到他在专业身份、职责与个人抱负之间挣扎，最后看到他在原始基督教的和平主义与国家战争意识形态之间痛苦地撕裂。他的醉酒，不过表明他比主人公更诚实更勇敢，当然也更绝望。
因为主人公终究是一个“贵族”，他对一切的贵族式疏远和俯视态度贯穿始终。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他微笑面孔的四次特写。第一次出现在途中的火车上，他观察着车中一个农妇对儿子的关怀，脸上浮现出微笑。这一次微笑的表情内涵是最明显的（演员很到位），有着降尊纡贵的怜悯与宽容，有着饶有兴味的窥测与欣赏，还有节制的疏远与冷漠。这是面对“另一个世界”的态度。配合着画外音，这个微笑解说着主人公对这块土地投射：它是理想化的（“封闭的土地，没有罪过、没有偿还”，原罪之外），是非历史的自然（“因果性和历史的纽带没有降临”），也是超伦理因而非文明的（“唯一的邪恶是生存的苦难”）。与之对照，主人公的自我定位就是文明与历史负罪感，这是知识分子很熟悉的感受。
第二次微笑，是下了火车坐上当地为一辆汽车，一边听着司机的炫耀、一边看着窗外的时候。第三次，是躺在床上听着同居一室的男爵地主讲述圣徒神迹的时候，一个俯拍的镜头。第四次，是因一份内容有问题的信被官员叫去，争辩无果之后，听着官员“你应该和自己那类人在一起，不要听农民的胡说八道”的时候。四次微笑，是他与四种人的关系，普通的贫苦农民、从美国回来的暴发户、传统的封建地主、以及法西斯政权官员，他永远是疏离的、嘲讽的，任何一个群体，无论是否“历史的主体”，是古老的传统、当今的权利、强势的财富还是可能的未来，都不是可以附着的“皮”。这或许就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宿命所在。
这构成的似乎是一个五元关系组，其实可以简化为三元。在主人公与官员的谈话中已经清晰地表现了出来。政府官员以及熟悉政治形势的“社会贤达”——知识分子——普通农民，如果说前者是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的，后者是历史与国家之外的（或者说是需要被教育、被纳入历史和国家的：这是争议的焦点，其实也是没有争议），中间的，被前者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等等），被后者看作敬而远之的城里人和上等人，这种游离的自由与尴尬，就是幻灭的开始或具体体现。
写着写着，就想不起来到底要写什么了。不过为什么在看过几乎两年之后突然想起这部影片来，却还是清楚记得的。那是费孝通和朱学勤2000年的一个对谈，直到费老死后才发表。在里面，费先生对40年代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以及第一批右派人士说了不少“政治上不正确”的话，也难怪到现在才能正式出现。当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部影片。说到底，葛兰西所期望的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几乎就是一个悖论吧。片中倒有两个抽象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同样被流放的共产主义者，可是，他们是自始至终沉默的人，显得高尚而怪异，一点儿也不有机，和贝尔托鲁奇《1900》中的热烈截然相反。
本来好像是想纪念一点自认为可能和自己有关事情的，不过越来越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