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7-06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势均力敌的游戏

【Tip：觉得文章太长的话就看倒数第二段好了，我写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引出倒数第二段的。】

如果这不是战争和间谍题材的影视剧中最优秀的，至少也是最优秀的之一。它为什么吸引人？是什么特质使它能让观众——或者仅仅是我——反复观看？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对比一些同题材的影视作品。在我的印象当中，一些战争题材电影浅显直白地传递反战信息（《西线无战时》）；一些用宏大壮观的视觉效果突显残酷（大卫•里恩和邦达尔丘克）；一些热衷于谴责和反思，表现战争给人造成的创伤（《莉莉玛莲》），一些正好相反，明白地告诉人们战争中的道德律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影子军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让好莱坞的影视剧编导们渴望尽情地攫取图像的力量，渲染截然对立的正义同盟和邪恶轴心，不错，许多好莱坞电影有一种把善恶分得一清二楚的爱好。一些间谍题材电影强调场面，一些拷问道德（《柏林谍影》），一些关注一方的movement，对另一方的counter-movement轻描淡写（《锅匠裁缝》）。

与上述凭印象简单分出的四类构成反题的电影我能想出两部，一是《大幻影》，它是完全通过含蓄和间接的方式来表现战争，那里面的主角尚未经历种族灭绝的浩劫，他们是来自旧时代的彬彬有礼的绅士，老派贵族们不分国籍，都像大文豪笔下的安德烈公爵一样，既具有知识分子式的怀疑和悲伤，又将保卫国家的荣誉视为自己最高的责任。二是《海的沉默》，里面的德国军官和《大幻影》里的鲁芬斯坦上尉很像，同是生于老派知识分子之家，喜好古典时代的悲剧作家拉辛，被自己崇高的道德感折磨得憔悴不已，连两位法国人也为之动容。知道写这出这么个德国军官形象的维尔高尔是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后，我对他想像力产生无法言说的尊敬。

《十七个瞬间》是个时长八百五十分钟的电视剧，今天的影视作品已经不太可能以这样的节奏、长度和语气来表现这么个悬疑故事。篇幅的长度不仅可以让它的节奏显得像如歌的行板，也让它得以细致地表现形形色色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物各自性格的复杂，将敌对双方的movement和counter-movement都完全展开，外加对于道德困境的讨论。如同一个人要就一个包含着多个小问题的议题写一篇论文，要将每个论点充分展开，篇幅必然不会只有一百二十个汉字。

知识分子——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通常都能打动我。当观众敬爱的施季里茨上校对遭迫害的施拉格牧师说教会上千年来都在使用暴力驱逐异端的时侯，当他问他，假如某个仇恨当前统治的年轻人要去刺杀某位官员，而那官员有三个小女儿和一个瘫痪的妻子，您会怎么做的时侯，一瞬间我以为我是在听桑德尔讲课。这样的问题本质上等同于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才好？》中给出的，为救五个孩子而轧死一个孩子是否合乎道德的两难困境，区别在于数量，即为救许多人而将三个无辜的小孩限于绝境。牧师说不出话来，他有很强的正义感，擅于思考，金钱收买不了他，严刑拷打也无法折断他。这位诚实善良的老人没有阴影，自己没有心计，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种种恶行之后，也还是想像不到别人的恶，一个伪装成善者的诱供者来敲门恳求，他就答应。他永远被自己严格的道德律约束着，坚决不肯妥协，不愿意用恶人的手段对抗恶人，他不断在思考那些不可能有固定答案和结论的问题，这对他来说充满乐趣，可是如同上校说的，他的思考和善心对那个世界毫无意义。自私的阴谋家还是要利用他，拿他的姐姐胁迫他，该抛弃的还是要被抛弃，「异端」还是要被烧死，西方还是可以背着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同盟和轴心国秘密会谈，还是会为在政治博弈中获胜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时放走部分战犯，可以随时杀掉某个伊斯兰国家独裁者，我们也还是可以给巴基斯坦送武器。物理学教授普莱什纳是那种仰望星空思考人类终极命运却不注意到脚下有坑结果跌进去的那类知识分子，他智商高到可以发明新的物理学理论，却忘记了进房间前要先看一眼窗台上是否有花，最后吞下毒药从三楼窗口跳下来。他们都是纯粹的善者，可善者并不都是克拉克•肯特，能飞檐走壁，能一劳永逸地清除所有的恶，善的意图和好的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轻易接受《青春禁忌游戏》中瓦洛佳的策略：「有时不得不妥协，比方说，崇高的目标要求我们暂时地修改一下为人处事之道」，却不意识到其实相反的修辞同样成立：低级的目标让我们彻底修改了高尚甚而是基本的处事之道。

这个作品和《大幻影》相似的一个之处在于，全片都在用一个一个小事件来弱化敌对双方之间的敌意，而非强调是一个大无畏的好人深入虎穴（上校确实是个勇敢的好人，我没否认这一点）。一开始施季里茨上校的顶头上司施伦堡少将知道不会有战胜的可能，提出该尽早求和（我一直认为此人乃是本剧中最佳反派，后面再说）。作为间谍的上校看上去必然要和敌人一模一样，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很了解，能从对方说话的口音中判断出那个人来自哪个地区，和他密切交往多数都是德国人——各种各样的德国人，有自私的，有无私的，有坚强的，有软弱的。有一个场景是他在轰炸过后的废墟中间开车，回想起曾经见过的坚定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塔尔曼，此人被他视为这个国家的希望。后来在去瑞士的火车上，上校偶然遇到一个将军，发了很多幽默的牢骚之后，他论及德国必败的最终命运，不禁热泪盈眶，「我们的失败，会让几代可怜的德国人回想起来都感到心碎」，上校看着他，也被触动。上校是用「为德国」说服了牧师和教授跟自己合作（他有几分真心就再说）。这个作品从头到尾没有在宣传任何一种主义，但是我们从这些细节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种家国情怀是任何一个有品格的人都拥有的，它不分国界。街道两边残破的建筑物和扎乌里赫太太阵亡的儿子在提醒着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战争拖得太长了，对敌对双方都是如此。与上述所说相反的是，用台词兼或旁白来挑明立场或身份一致的人，他们友好表面之下隐藏着的紧张，乃至致命的敌对：上校一开始不知道真正的对手就是他的「老朋友」兼上司施伦堡少将，秘密会谈正是他的主意；邪恶轴心的内部高层人士亲热地握着手，拍着对方的肩膀，其实暗地里都在图谋如何将对方置于死地，为达到这个目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正义同盟国领袖人物坐在一起商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实则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过不了两年，两个国家就互相把对方视为邪恶的典范了，构成深受影视剧青睐的另一场战争。是啊，事情就是这么复杂，我们的主人公那么聪明也无法一眼看清全局，而且能看到的和真相十有八九是相反的。

因为篇幅足够长，这个作品才可以做到不把善恶简单地对立起来，不仅如此，它更是刻意省略了我们所熟知的「恶」。它用了一些新闻录像带（其中好些可能是苏联红军的战利品），用旁白逐一简要介绍每个我们听说过的右翼狂人的所作所为，但这些不是为了谴责或制造视听冲击，因为「他们的所为已经不能让任何人感到震惊」，它们只是起到给观众提供些背景信息的作用。如果说这出戏深得我心的第一个原因是上面所说的「多样」和「相反」，那第二个原因是在于它注重一个官僚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作机制，而非强调宏观层面的二元对立（其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看列维•斯特劳斯比较合适）。用面目狰狞的士兵和流离失所的平民来渲染「恶」和恐惧，这是比较常见的，看到这些以后抒发感怀，反思道德也是免不了的反应，只不过任何更加具有效力和力道都是建立在了解——如果不能说是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根据英国历史学家Gerald Reitlinger在The SS, Alibi of a Nation, 1922–1945一书中所写的，RSHA（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复杂程度没有哪个官僚机构比得上，底下有上百个部门和分属部门，大概是韦伯科层制理论的典型例子。作为一个没有切身经历过那种复杂性的人而言，能够调动起我的思维的，是其中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如何构成，是什么职能，每一个小的单位如何互相作用或互相牵制或互相算计（这个可以表现得很幽默）。当然这么复杂的官僚体系是八百多分钟里面不可能表现得完全清楚的，就算这样，借用一个虚构的事件，只表现一点点——RSHA第六部海外情报部（党卫军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施伦堡）和第四部秘密警察部（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缪勒）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是好的。

幽默感是处理严肃题材的影视作品让我喜欢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一直认为幽默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十七个瞬间》讲的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故事，秘密会谈的结果关乎几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然而从一开始它就非常幽默，每个人物的「机密档案」中对于他们各自性格的形容词基本没区别，官僚特征尽显无遗。每个人的档案中几乎都写到「他勇敢坚定，对同事诚实，对帝国的敌人绝不手软」，对比一下缪勒中将风使舵的惯例，这些人中几乎没一个人对同事说真话且对帝国的仆人也都绝不手软的作风，这种尖锐的反讽，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到托尔斯泰写拿破仑接见巴拉绍夫将军时的情景——「他好像很肯定他从来不会犯错」，最后皇帝却不得不把军队扔在俄国一个人逃跑了。当然把档案里的brave and firm两个词理解为心狠手辣，就非常恰当了。

我们的正面主人公施季里茨上校虽然险些因判断失误而一败涂地（正因为他会犯错才更让人信服和喜欢），但他毕竟足智多谋，逻辑思维强大的高手（大学时学的是数学和量子力学，更显出他卓越的智力），那么能晋级成为他的对手的反面人物，必然在智力上——绝非人品上——也必须和他旗鼓相当。如同人们会长久地对本因坊秀哉和吴清源对弈时的每一着津津乐道，而不会热衷于想像其中任何一位和业余二段棋手比赛时的情景（可能性好像也不存在），这样的比附不算太恰当，因为后一种智力比赛中严禁作弊，我想说的只是，任何一种游戏——从规则出发进行分类，把参与者分成胜败两组的活动，无论规则是光明磊落还是阴暗龌龊，只有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它才可能精彩，当然到了这一步，就道德伦理或灵魂自省无关了。

不把善恶截然对立起来（这个本身是政治博弈，既然如此也确实不能谈善恶），意味着主要的反派人物就算人格有缺陷，但也不至于到惹人厌恶的地步，不会是以帮艾希曼助纣为虐的反人类杀手的面目出现的，不会让观众觉得被绞死也是死有余辜的。施伦堡少将确实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我一直认为他，而非缪勒，才是上校真正的对手，因为提出和策划秘密会谈的其实是他一个人，不过离右翼狂徒也差得很远。少将的样子和蔼可亲（多亏塔巴科夫一张惹人喜爱的圆脸），大部分场合下以温和有礼的面目示人，一眼看去不是那么凶残可怕的。他能明辨是非，谨慎，识时务，懂妥协，难怪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而他也相当自私，能想到的一系列——也许也是惟一一系列——问题，就是——如何把谎话说到白日见鬼也让人当真？如何为自己开脱罪名？如何保全自己？如何在战后销声匿迹？他和我们的正面人物的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绝对的善恶，而在于前者自私而冷酷，为达成目的随时准备好不择手段，背叛或陷害任何人；而后者无私而温情（不排除也有很冷酷的举动），同时他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效忠的组织存在缺陷，里面有些人会想当然，他也会抱怨（「你觉得我接到的命令怎么样？是在发疯，不是吗？他们那帮人以为我二十年没暴露就能无法无天，我去做希姆莱的副局长就好了！我也变成什么部长就更好！Hail Stierlitz!」），却仍然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情愿赴死也在所不惜。正是这样的特质让我相信他永远不会背叛，因为他的忠诚是经过理智的考量后作出的决定，而非凭一时的激昂情感和盲目幻想在意气用事。至于这两个人使用的大部分手段，城府的深度，说谎的技术，操纵别人的能力，大致是不分伯仲的。

施伦堡少将真的可谓是一幅细腻的青年官僚的肖像，他深谙游戏规则，神态和蔼可亲，很喜欢笑，左右逢源，每次行动失败后都没完没了地开会。技巧高超地挪用别人的好建议，先把它们告诉他的上级，得到许可后再传给下级，表述时把它们「和事关帝国命运的大事联系得天衣无缝」，除了能明察秋毫的施季里茨上校，别人都觉察不到他是「在剽窃」。在把施季里茨和物理学家合作的建议付诸实践之前，还要先试探一下他是否仍记得这件事，以避免剽窃行为被识破，而上校也很配合地假装已经不记得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少将和一切伤春悲秋的感怀都是绝缘的，当上校无意中流露出那种感伤（「战争先让我们忘记了自己，就像复活节晚宴过后遗忘在壁橱里的大衣一样」），他讥笑他说，「你什么时侯开始写诗的？」每次想到这两个细节我都忍不住想笑，这是因为他绝对不是一个迟钝的人，他对人情世故乃至每个人的性格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否则他不可能立刻就意识到施季里茨上校不满意他把牧师拿来做替罪羊的计划（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他更多的是努力想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即便如此他冷酷狡猾，他也并不让人生厌，因为首先他相当镇静聪明，他在策划私自与西方求和这起「叛国阴谋」（也只在极右狂人看来是叛国，在其他很多人看来显然十分明智）的时侯考虑到所有逻辑上的可能性，备选方案一套接着一套，每一个备选方案中需要使用的人手也早已准备就绪，果然应验了狡猾的野兔要做三个或者更多的窝才能免于一死的俗语。其次他和特别喜欢疑神疑鬼的保安局头头卡尔滕布伦纳很不一样，即便他看见上校无故出现在希姆莱的办公室里，也明知他在说谎，却也并没有做什么小动作（可能因为那时他没时间）。到了最后，我也不能确定我们敬爱的施季里茨上校是不是真的能赢过他，因为他从阴谋中全身而退了，可是上校却出于一颗赤子的忠诚之心回到柏林。上校回柏林之后境遇会如何？少将这么精明，是不可能对上校在背后捣鬼完全一无所知的，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这出戏到此就结束了，我希望它就这样结束，我就可以一直虚构这个问题的答案。

由于施伦堡少将（SS-Brigadeführer Walter Schellenberg, 1910-1952）是这出戏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五颗星星中的最后一颗是给这个角色和扮演角色的Oleg Tabakov，以及沃尔夫上将（SS-Obergruppenführer Karl Wolff, 1900-1984）和扮演他的兰诺沃伊，我喜欢这两个角色多于Stirlitz，因为他们都是会引起争议的。

这里加一点Schellenberg的有趣生平经历，这也有潜力成为另一部精彩电影的素材。Hal W. Vaughan先生出版于2011年的Sleeping With The Enemy: Coco Chanel’s Secret War一书中首次披露Coco Chanel小姐早在1941年就受雇于Schellenberg中校（那时他还没晋升为少将），1943年末或1944年初时，这两位合作谋划，试图让英国停止对德国的进攻，此次行动代号为Model Hat，以失败告终。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少将因战争罪被判六年徒刑，也许是所有SS军官中处刑最轻的几个之一，部分是因为他于战争末期下令把1700名犹太人转移出纳粹德国的领土，部分是因为他虽然军阶很高，但没有参与过killing operation。他于1949年入狱，在狱中写了回忆录，1951年因健康问题提早出于，移居意大利威尔巴尼亚镇，由Chanel小姐负担他全部的医疗和生活费用，并安置他的家人，1952年因癌症在都灵去世，她出资为他举办了葬礼。至于大家喜欢拿来和上校开玩笑的SS-Gruppenführer Heinrich Müller，他是出席万湖会议的军官之一，战后又失了踪，外加暂时没有听说和Coco Chanel之类的名流有甚关联，所以我对他的兴趣不太大，在此请不要争论究竟是谁该为种族灭绝负责这样一个如此沉重严肃而复杂的问题，对此我无法说得清，连一篇清晰的文献综述也无法写成。

最后，《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接任USSR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即是KGB大当家）后，为了提升这个机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拍摄的一系列电影电视之一，所以同样带有political propaganda的意味，就算是这样，它塑造反面人物的方式，也还是相当值得借鉴的——敌人绝对不都是白痴，会轻易给你骗到瓶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