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10-20

烽烟岁月:电影，该怎样记忆屠杀？（此稿被毙，因为担心土耳其不高兴）

此稿惨遭某省文联枪毙，因担心土耳其政府为一本小刊物上的小稿而生气，抵制奥运。但愿贴在此，不会被引起友邦人士莫名惊诧，不会被和谐。（其实几个月前，类似提及历史的稿我已经给大洋网英文版用了。）

电影，该怎样记忆屠杀？

10月1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亚美尼亚大屠杀”议案，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杀戮亚美尼亚人事件定性为“大屠杀”。这引发了土耳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召回驻美大使商讨对策。尽管土耳其历届政府和学界一直否认在由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的1915-1917年间，发生过亚美尼亚人坚称的、导致150万族人死亡的屠杀事件，甚至将承认“屠杀”写进新刑法第301条款予以定罪，但包括法国、俄罗斯、希腊、欧洲议会和联合国在内的多方，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承认“种族灭绝”罪行的存在，法国方面甚至针锋相对地制定法案，规定任何否认大屠杀事实的人将被判处1年监禁和4.5万欧元的罚款。而这些针对土耳其的动作背后，也的确存在各国亚美尼亚裔人士强大的游说作用，各隐藏利益集团长期的角力也似乎在此时达到顶峰。而真相究竟如何呢？2002年，亚美尼亚裔加拿大名导阿托姆.伊格扬就用一部颇具震撼力的《阿拉若山》讲述了探求真相的困难。

伊格扬将自己的困惑带入片中的导演角色，通过寻找民族伤痛历史的创作过程，将大屠杀留给本民族后世的烙印一层层传递给更多的人：作为电影顾问历史老师、老师那有毒瘾的儿子、老师所书写的作为屠杀幸存者的画家、盘查儿子胶片盒的加拿大海关、甚至那作为海关儿子的土耳其同性恋情人，恰巧土耳其人还在这部关于屠杀的电影里扮演穷凶极恶的军官。这些角色大多是屠杀幸存者的下一辈，他们试图去还原自己并没目睹过的罪行。这些罪行，在资讯尚不发达的上世纪初被轻易抹去，而今的历史学家或电影导演，则通过黑板和镜头，努力寻找还原不了的真相，寻找在时间上和地理上都被消灭了的民族曾经存在的痕迹。

当然，在缺乏确凿证据情况下，冷静的观众不得不背负“冷酷”的恶名，去怀疑作为亚美尼亚人的导演会否刻意放大和夸张族群被屠杀的历史。这也是大屠杀题材电影面临的困境，这方的政治正确不一定是那方的历史正确。幸好，除了这场亚美尼亚大屠杀由于时代久远仍然面貌模糊之外，其余的屠杀史实均得到各种程度的认同，并相应地出现在相关的电影作品里。如层出不穷的关于二战犹太人集中营的电影、关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卢旺达饭店》、提及1995年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屠杀行为的《奇可之战》、暗示1939年前苏联军队在卡延森林灭绝2万名波兰战俘的《甜蜜电影》。而近期柬埔寨政府逮捕前红色高.棉政权二号领导人的新闻，也让电影观众联想到那讲述灭绝全柬1/3人口的电影《杀戮战场》和《S-21》。

然而，有两个尴尬存在于探讨屠杀的文艺努力前。其一，当代众多对大屠杀进行探讨的文学和思想辩论，往往冷漠地导向人类学行为和民族气质等难以触摸的高度，而忽视了屠杀中最大的不幸者——个体本身。其二，电影导演悲愤地回眸本民族的悲情史，往往会被质疑会否被愤怒冲昏头脑，而影响影片随后的推广范围。这在事关我们民族伤疤的南京大屠杀前尤为明显。近来，美国纪录片《南京》依然在国内影院热播，据悉将直至南京大屠杀事件70周年祭，该片将悲痛的承受者还原给那存世不多的一个个破碎的个人，让我们在感受痛苦之余，能欣慰有这么一种第三方的“中立讲述”，在欣慰过后，能去等待着削发明志的陆川大作《南京！南京！》，并思考，电影，该怎样记忆屠杀？

《阿拉若山》的结尾，历史学家的儿子从土耳其带回纪录屠杀原址的胶片盒，加拿大海关却怀疑里面藏有毒品，要求打开检查。无论毒品还是胶片，一旦打开，都是毁灭。曝光与真相的距离是那么遥远，甚至势必陌路。被淘汰的历史、被遗忘的时光对胜利者都是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