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1-09

苦难的收获:《苦涩的收割》

讲的是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事情。
主人公尤里是个普通的乌克兰农村青年，自学画画。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在家乡实在混不下去了，到基辅当“基漂”。逐渐接受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观念。在一次反抗当局的斗殴中，被抓，然后越狱返回家乡，发动了一次起义，捣毁苏军哨所，逃到波兰，打算去美国寻求自由。
影片一开始，是非常唯美的镜头。广袤的田野，绚丽的乌克兰民族服装，金黄的麦穗，灿烂的阳光，尤里和娜塔莉的初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然而这种美好持续的很短暂，接下来的镜头几乎全是晦暗的色调，象征着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余粮征集队搜走了农民所有的粮食，稍不服从就作为富农发配到西伯利亚。稍有反抗便是残酷的镇压。
1933年乌克兰遇上大饥荒，而征粮的定额并没有减少。天灾人祸使得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据统计，当时全苏联农民因为饥荒饿死病死达700万人，乌克兰占了一半。
电影中所描述的事情有两个主题，一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思潮，一个是大饥荒。
乌克兰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一样，同属东斯拉夫民族。而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恰恰是古罗斯的诞生地。按理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在种族上的融合并不是问题。从十五世纪开始，归属于波兰，到了十八世纪归俄罗斯。十九世纪波兰又侵占了西乌克兰的大片土地。二战发生时，苏军出兵，占领的正是被波兰夺走的那部分乌克兰土地。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对于乌克兰文化不仅没有压制，反而是大力鼓励乌克兰的民族文化，促进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发展。乌克兰民族主义由来已久，先是反抗波兰，反抗沙皇，后来是反对苏联。其实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民族意识并不强，二战时，面对纳粹德国的侵略，他们对这些日耳曼人同样是夹道欢迎。在二战后的岁月里，他们认为有一个自己的政府会生活的更好一些。实质上种族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与他们的愿望相反，苏东剧变之后，乌克兰有了自己独立的政府，在尤先科和卢卡申科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现在俄罗斯已经是够穷的了，而乌克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只相当于俄罗斯的三分之一。和俄罗斯较劲的后果是克里米亚丢了，东乌克兰也战火频仍，民不聊生。
再看大饥荒的事情，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联百废待兴，面对贫穷饥饿落后的祖国，四周强邻的封锁，急需资金快速实现工业化，只能在农民身上想办法。在列宁时代对农民的剥夺已经开始了。后来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之后，情况已经开始有所好转。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毛泽东梁漱溟那场“九天之上九天之下”的辩论，说毛泽东辩论中缺乏风度，缺乏对农民的关爱。实际上，毛泽东自己就是出身于农民，怎么会不关心农民的疾苦？为了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对农民的那种政策实在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无奈之举。没有这些政策，工业发展不起来，二战时苏联就没有能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也不可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俄罗斯变为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中国也不可能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工业基础。
关键是掌握政策的“度”。斯大林上台后，完全背弃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对农民变本加厉，横征暴敛。号称要征集农民90%以上的余粮。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真实的反映了这种现实。当时的情景有点像中国的文革。即使在那时，乌克兰民族也并没有当作异族对待，只是因为乌克兰自古被称为欧洲的粮仓，在征集余粮的过程中自然就作为重点了。
不可否认，征集余粮的政策对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稍后的大清洗运动中，持有异端的知识分子和上层阶级中的许多人也遭受到了迫害。在尤里所在的美术学院中，不同的美术风格也遭到了禁止。只剩下连环画样式的巡回画派。
至于起义和逃亡美国，那纯属导演的个人色彩了，可能发生过，但并不一定真正发生过。反正是电影，编呗。尤其是大家都痛恨前苏联的背景下，票房还是很重要的。
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不能重写。剩下的就是认真的思考。
六十年代曾经读过一首苏联儿歌，算是对所有人的祝福吧：
愿天空老是蓝洼洼，
愿太阳老是笑哈哈，
愿爸爸老是年轻健壮，
愿妈妈永远不离开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