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警匪片的悬疑元素是支撑观者看下去的关键，这种最符合市场期待的影片通常取材现实案件，经过艺术化的处理，探讨人们生存和犯罪的关系。

一般来说，大众化通俗化是其基本特征，因为有之前的文本想象，绝境叙事下的救赎和忏悔成为这类电影追求的表达。《第八个嫌疑人》讲了一件发生在九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劫案，案件并不复杂，至少影片对它的处理并不复杂，在九十年代的警匪叙事中，尽管当时侦破条件落后，但警匪关系之简单，几乎都是以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收尾。

2020年的《除暴》讲的也是一件抢劫案，除暴和第八个嫌疑人不同的是前者有丰富的人物塑造，情节集中在人物对抗，当它聚焦在人物上，观者就会关注他们的命运，而不会关注故事的走向，因此在人物设计上更为成功，将邪恶具象化。但第八个嫌疑人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按说应该抓住“八”的量词大叙特叙，至少要把七个人物全部立起来，但这些人物只是群像般地闪过荧幕，直到最后，观众也不明白这样设计的何在，还不如直接叫“瞒天过海”更为直接。

第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辉煌集团的陈信文，一个开发商老板，按照剧情，大概率官商勾结，因为贪污工程款，打算抢钱来弥补漏洞，是一号反派；第二个人物是他的堂弟陈欣年，他容易被观者遗忘，因为这个人物太鸡肋了，对剧情几乎没什么作用，最后坐在轮椅也不知是何原因；三号和四号可以归为一类，从桐州来打工的两个工人，匆匆一闪，只记住了其中的一个个头很低；剩下的五六七号是储蓄所的工作人员，不用想，这些人物也不用记，因为他们太单薄了，以至于到最后当莫文强念出第八个嫌疑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题名何意。

这些人物一个都没让观众记住，只是以展现案件为目的的警匪追逐，一句话来概括这件事：那就是两位警察在二十多年前没追到的逃犯，到其中一位警察快要退休的时候，看手机朋友圈的新闻视频发现了当年一位嫌疑人的踪迹，然后毫无悬念地将之追拿归案，以告慰当年牺牲的那位警察的在天之灵。

按说这七个人物都在为最后一位做铺垫，本以为这七个人物像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样，纷纷有自己的“绝技”，但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团伙，本以为他们要完成惊心动魄地抢劫，然后安然无恙地回归现实生活，这中间可能有某种反转，到最后他们一定要受到惩罚，这是基本逻辑，因为这类影片的基本逻辑就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却很少深入刻画人物与时代、犯罪与心理的关系。

警匪片到底需要怎样的人物？两大对立的人物体系到底应该怎样并存？按理说，警匪片的人物应该是善恶兼具的，有些影片总想探讨形成善或恶的原因，于是从家庭前史说起，但家庭的影响面甚小，很多人的恶其实是性格决定，善也是。这些人物从多方面刻画后，交给观者来判定，他们到底是所谓的“坏人”还是“好人”，很难定义，正因为很难定义，这类影片才具有深究的必要。

但第八个嫌疑人在人物刻画方面太苍白了，不可否认这类事件的记录意义，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九十年代是一个迷茫的时代，这时候的中国社会仿佛一个大熔炉，里面煅烧着未来社会的雏形，风云之际必有乱象，有部纪录片叫做《西部大案纪实》，我想可以描述三十年前社会一隅，这里面的案件超出了人类承受范围之内。

要想突破警匪片的人物设计，首要的是不执著于故事文本的惊险刺激，要知道，感官远远没有洞察人性重要，特别是悬疑元素，这几年很多网剧都已经做到了不错的成绩，像《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绘制了生活的粗糙底色，同时也追问了案件和人性的关系。

其次，人物的先天特征很重要，重新对反派进行思考，到底反派需要怎样的人物设计，是否披头散发、满身煞意就是反派的基本外饰符号，是不是可以架以反差性的设计来构造反派人物？或者有某种显而易见的变化，从好到坏，从坏到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随着某种事件的发生而改变；警匪片是否能突破传统的正反对立，他们的关系是否随着案件本身而发生变化？

最后，警匪片作为商业片的一种，文艺化的路线是否画蛇添足，市场接受度是否高，等等。这些问题依然是警匪片创作亟待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