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9-13

罗生门:谈《罗生门》是如何浪费笔墨的：一种无效的道德书写

此片在摄影和调度方面，罗生门下、审讯堂前、树林中，三种不同的视觉表现方式各有特点，的确最大限度支撑起来了故事的张力，交相辉映。但这也许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优点了。
原著小说《竹林中》和《罗生门》分别是有唯一的叙述母题存在的。前者超越了浅显的道德关怀，利用多角度且纯客观的叙事方法，很容易将读者引导致相对较高的人性层面并使其忽略字面材料所产生的悬疑感。后者则是在阴暗绝望的背景中逐步强调批判与讽刺的过程。
反观此片，樵夫这一角色通过“竹林中”的观看与“罗生门”下的谎言沟通起了这两种叙事母题。但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抛开故事的连接，这两种主题之间并无深刻的联系。“竹林中”人们的矫饰并不存在浅薄的虚伪，他们掩饰的不是行为而是品格；虽然樵夫也参与了故事的再创造，但他的故事主要是为了掩盖其逐利的行为。所以最后樵夫收养了婴儿，只能算作后一个主题的出口，也是影片在最后提出的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案，“竹林中”的一切到此为止全被樵夫的故事消化殆尽，产生了一种假性的解决。
所以为什么我说《罗生门》浪费了笔墨，以上基本是原因。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值得探讨，那就是原著武士的妻子的供词（不如说是忏悔辞）并不是在审讯官面前完成的，而是在清水寺中完成的（并且在电影中她的杀人行为也做出了改写）。为了更便于追溯黑泽明的改编意图，下面我就此问题展开一定程度的论述。
如果我们首先认定“竹林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中至少有一人身上存在狭义的道德问题，而这种不能接受的瑕疵是需要通过其对于事件的再创作进行消解的，那么这个人在供词中所进行的演绎在客观上应该对其并无刑事上的不利而同时占有道德的高地。在研究电影和原著后，以及参考导演黑泽明的创作中的男性主义传统，我几乎可以认定三个人物中最有可能保有狭义上道德瑕疵的人是武士之妻。在与两个男人的关系中她既存在煽动两者残杀的倾向，又存在见异思迁妄图旧夫永远消失的倾向：
多襄丸的供词，包含了对于女人性吸引力自我辩护般的描述以及男性气概的宣扬，作为亡命之徒，他不在乎刑事上的不利，只顾了自己形象的“光辉”；武士亡灵的供词，更毫无疑问不用背负任何刑事的压力，在我们不考虑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妻子在他的口中变得恶毒淫荡，连暴行的实施者多襄丸都难以认同，最后反而以敌对男性一方的厌弃为始，化解了自己未能保护妻子的无能与深重的阉割焦虑；而武士之妻处在两男人中间的位置，一方面存在着与性和操守有关的道德危机，一方面又背负着沉重的刑事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原著中女人于清水寺（无刑事压力）阐述了自己蓄意杀夫，而在电影中女人于审讯堂上阐述了自己失手杀夫。我追溯到这里终于可以开始展开推理：黑泽明做此改编，究竟意图何在？
回到我在一开始讲到的，“竹林中”发生的一切，究竟能否与“罗生门”的主题产生联系？按照电影的既成文本，我们的确看到了割裂，而黑泽明做出的改编，目的是在努力使两者产生关系。背负刑事压力，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狭义道德瑕疵的武士之妻，按照电影中的逻辑，断然是不会在审讯堂上承认自己蓄意杀死了丈夫，也只有这样，“竹林中”发生的事情才会在某种程度上与“罗生门”的主题产生联系，那就是对于较低层面的虚伪的批判。黑泽明对于“竹林中”的人们，尤其是武士之妻所做的，就是加上了这样一层狭义的道德黑幕，使“竹林中”的故事免于被一层仅基于多角度纯客观叙事的形而上的技术色彩所覆盖。
然而，“竹林中”人们再创造的故事中关于品格的讨论，毕竟要比“罗生门”下的婴儿更具抽象与高位置的意义。无论黑泽明镜头下的武士之妻如何在框架内被赋予狭义的道德瑕疵，此片的主体与结尾都是给我一种割裂的印象的。而这种割裂，在我看来是严重伤害影片价值输出与母题确认的。
拿走短刀的樵夫无论收养多少婴儿，都不足以成为“竹林中”故事里道德书写的出口。芥川龙之介通过樵夫使故事在形式上形成了令人赏心悦目的环形；而黑泽明把樵夫变成了一条名为“道德”的尾巴带回了家，偌大的身躯却留在了现场。
这就是我所谓的“浪费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