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2-07

在码头:一种假设

初执导筒的韩东其实是有电影经验的，那种被指出的一眼到底的问题到底是不是问题，还是他有意为之

对于韩东和他的读者，《在码头》意义非凡。如他所说，它提供了一次文字以外的创作机会，对任何一位常年伏于案头的作家而言意味着不同寻常的创作经验，也提供了一种非独立、非个人化的工作方式。这个诱惑显然不小，一直低调呆在幕后的韩东，让自己走到了幕前。

在谈观影感受之前，需要先讨论一个可能性，姑且称之为一种假设。
为什么要拍这部作品之前韩东已经说过。估计目前看过此片的人多是韩东的读者，不在少数的读者读过《在码头》的原著，每个人都可能会假设一部成功的小说被视觉化的各种可能，还有一些人对于搬上银幕的过程也有了解，更多人对于90年代的诗歌和图像有预期的范式。因此在走进影院之前，一些明确的标签已经被贴了上去，包括电影的投资人也是“十诗人电影”，都像是对诗歌文学的一种交待。戴着标签的电影让观者难免带进先入的期许，还有人对诗人执导本身持有怀疑甚至偏见。可是，这些恰恰是一部电影自身所不需要的。假设一下，假设拿掉作者电影、诗人电影、诗歌电影、韩东出品等等标签，抛开有关韩东符号的一切，只是看一部之前一无所知的新片，是否会得到有些不一样的观感。

影片再现了一种情境，在九十年还能自带光环的一种被文学化的生活情境，那时因为有文学在，生活被赋予了更多意义。诗人们即使身处苟且，际遇叵测，但最后都可以进入文学的语境，足以让他们无视眼前的零碎笑而应对。可惜这种生活已经疏离了当下，招致一些观众颇有距离感的疑窦。

因此，梁景东脸上嘴角那莫名的笑意一开始怎么看都尬得不行，这种尬尬的笑咋看是让人不舒服的，感到演员对于此角色有些先天不足。但越往后看，却慢慢觉着他的表演竟十分服贴，那种弥漫在整个电影中的黑色幽默，真与不真、似与不似的感觉，和这个有些油腻、有些节制的文学中年似笑非笑的面容逐渐吻合起来。小说是有原型的，这些看似荒诞的经历真实发生过，生活难免有很尬的时候，被文学化后仍不失底色。统共就一夜，故事本来的浪漫气氛猝不及防地被一些与文学无关的人和事干预之后离奇发展，这种文学的色彩就更为瑰异，加上了一抹瑰色。

故事开始于桃花潭踏歌般的离情别绪，四位诗人们临别践行惺惺相惜不慎误了车点，不得已滞留车站。即将南下的诗人丁子照旧用诗文去搭讪以打发无聊时光，并在车站跳起了时髦的太空舞，却因而被车站地痞白皮无端纠缠。一番惊扰让他们自持的清高被现实按住了，急于摆脱这无端粘连的狗皮膏药，然而狗屁膏药并不好甩，三位诗人想掩护丁子脱身，结果自己也被牵扯进来。

到此为止叙事逻辑、人物动机还是清楚的。白皮因为不忿而检举报复把诗人们拉出了常轨，诗人因为赶路希望尽快脱身，但体质孱弱、遇事被动的诗人（有时事实并非如此）和孔武有力的痞子们到底力量还是不对等。学舞不成碰了钉子而被丁子的傲慢所激怒，白皮和他的兄弟帮立即把事态扩大，把故事推向始料未及的方向。好在白皮们并没有打算私了，而把他们推给了第三种力量——联防站。他们扭送他们去治安联防，并不动手，而是借各自女人们的大骂让诗人们无所遁形。

这一幕很有意思。在黑夜中一直被老二呼唤的蕾蕾带着一众女人们涌入函洞，为了维护她们的男人的脸面而不分青红叱咤起来。这或者正是电影想表达的——那些看似低俗粗贱的言辞本身也有口吐莲花的善意。看到这里，脑中忽然闪念《狮吼记》中苏东坡对陈季常夫人之骂的戏谑之乐来。对于诗人，语言是根本，是生活美感所在，也是文学化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导演处理起市井女人的叱骂生气勃勃十分接地气，听起来不仅不恶，反而称得上戏谑诙谐。诗人的表现也令人莞尔，函洞里众人的嘈杂与后来王树独自经过函洞时悠哉地S形骑行相映成趣，流露出诗人将之文学化的一面：你做什么是你的事，我怎么看是我的事。为什么电影这么拍，至此可见一斑。

到了联防站小李和白皮厮打，故事开始语焉不详。一心想立功的白皮因为再次受到小李的讥讽而被激怒大打出手，可以说是无厘头的痞子作派无理可讲，也可以说让荒诞的逻辑佐证故事的荒诞性。电影似乎在着力打通一些看起来逻辑不顺的情节，而逻辑上最难说通的部分可能恰恰正是生活中的现实。这一打，更高一级的力量出现了，港区保卫处。

另一边的丁子并没有走成，躲到了值班员徐丽丽的值班室。徐与丁之间这一段同样有趣。手里的毛线活、撩人的风扇、暧昧的蚊帐、直白的歌声以及止步于念的性暗示，是一种文学意味的点到即止；徐面对老二们上门要人挺身而出，情急之下几乎不带脏字的破口大骂，既对老二具有高度杀伤力，又充满符合她的适度机智，同样有点到即止的快乐。

尽管现实仍显窘迫，但让人聊以安慰的是这种窘迫显得仍有意义——他们的诗人身份让事件开始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倾斜。后半段中诗意的东西开始发酵，诗还是为诗人们维护了尊严，甚至得到了额外的尊重。这是20年后的今天所难以企及的。诗关乎诗人的生存质量，即使和他人的生活从外表看几乎没有差别，但眼下的生活能否被文学化，而非生活本身，才是他们所关心的根本上的东西。

影片越往后越发超现实。相信自此电影已经越发脱离了故事本原，导演开始自由驱驰。横在保卫处大门口半高的矮墙，墙内溜达的白鹅，睡眼惺忪的保卫，一身横练的老何和尾随王树等的一众小弟，都有种非真非幻的怪异感。白皮和老何在沙砾堆一番摔打时，天色看似已至黎明，但白皮后来回到保卫处又皓月当空；王树和丁子在江边告别时说的那些像是相互打趣儿的有关列侬和中国当代诗歌的话；丁子后来又与徐姐在码头道别登船，而那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正好在船上等他……更像是用诗人的意识线而非逻辑线去作场景转承，用裁量诗歌的剪刀来剪辑电影。

尾声，电影继续饶有兴致地营造白皮作死的悬念。白皮虽然作但未必至死，虽无赖但也无奈。在折腾完一众相干的不相干的人一夜无眠之后，他始料未及地扑倒了，最后又在一众相干的不相干的人的折腾之下醍醐灌顶般苏醒，电影嘎然而止。

而真正的尾声在于包中小黄书透出的那道光。这本引发故事的小黄书隐喻的也许是一本诗集，也许就是一本小黄书，但都可以做以下注解：它是真实的，可以护身；它也是虚幻的，可以普照周遭。隐喻本身即诗，电影到诗为止。初执导筒的韩东其实是有电影经验的，那种被指出的一眼到底的问题到底是不是问题，还是导演有意为之，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没有大牌，刻意疏离的台词，拿腔拿调的念白，不自然的镜头切换，都在告诉观众这是一部作者电影，而非观者电影。和小黄书一并的还有毛焰画册等等细节，这就是导演寄予此片的各种碎碎念。白皮饰演者高波由生到小花脸的客串也是影片追求异质化的例子，还有导演出生的处长和非职业演员所演的“乌合之众”各有出彩之处。

把沉闷滞重的生活拍得沉闷滞重在文艺电影中是常见的，但是把那些浊气很甚的东西处理得那么轻盈则需要极大的耐心，在冷不防笑出声的时候能读到电影中始终如一的温良柔软，以及不仅仅是四诗人、三首诗、一只鹅带出来的诗意，努力用短小的诗去抖落日常，这就是对这部电影的整体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