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4-13

彼岸:此岸、彼岸

此岸、彼岸

《彼岸》的编剧于坚说，他想通过对彼岸这出剧目，完成对彼岸的结构，来扳倒中国教育中虚假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彼岸》的导演牟森和于坚都对参演的这些年轻人失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会到对彼岸的解构，非常讽刺的是，《彼岸》的排演恰恰让这些年轻人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彼岸的幻想，并错误地认为《彼岸》上演后的欢呼裹挟着的鲜花和泪水就是从此岸到达彼岸的一步。还好，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些年轻人从对彼岸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这样的结果，也许在《彼岸》排练之初，牟森和于坚就应当可以预见到，因为排演这部戏的动机本身就是矛盾的，想通过戏剧唤起人们的警觉，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教育感化一批年轻人，这本身不是他们要实现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么？片子中的一个女青年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人会记住我们，人们记住的就是导演牟森。

在我看来，解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是一件近乎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很震惊地在片子里看到年轻的戴锦华、吴文光、张颐武对《彼岸》夸张地褒扬，甚至用“告别一个时代”这样斩钉截铁地论断。有时，我反对知识分子的某些“实践”，他们执着于享受自己的精神盛宴，却不顾普通百姓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

看片的时候，我的内心升起一阵不安，担心那个乌托邦的崩塌是一种现实。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这段转变过程，幻灭若隐若现，曾经我们在教室里大谈历史哲学，关怀世界、关注中国。暑假里走到祖国的乡村城镇，去了解社会变迁。那些豪情在工作的现实中，成为一种孤独。原来共同探讨人生的同学各奔东西，周围能够有共同关注的同事少之又少。只好把那点理想埋在心底，默默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就很难理解这部片子的感人之处。蒋樾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经历了那个思想解放的高潮。90年代初，他和很多人一样去西藏躲避，抚慰乌托邦崩塌的空虚。西藏不是天堂，他们回来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想表达思考，常通过戏剧的形式。《彼岸》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所以他们才会用那样夸张的语言褒扬。

彼岸在哪里，七年过去了，《彼岸》里的那些年轻人不知道都去何处了，但是蒋樾、吴文光、戴锦华，以及无数和他们一样的人没有放弃他们的乌托邦。蒋樾钟情于拍摄纪录片，他说自己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要通过记录时代中的人物，反映社会变迁；吴文光在草场地工作站，同他的妻子文慧，实践着对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和舞蹈工作者的启蒙；戴锦华是个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教授传播着她的理念。

也许彼岸是个永远无法到达的极限，就像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但是一切梦想的实现都是需要靠着一些人脚踏实地前行，才能从此岸走向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