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4-12

彼岸:行走在乌托邦的废墟上

黄昏，换乘了几趟拥堵的公交车汗流浃背地从南边赶到西城去，面见我向往已久的《彼岸》以及中国独立记录运动的先锋代表人物：蒋樾。

下午四点半，文津国际酒店艺术中心的阶梯教室里，希拉的坐着一些看客，灯灭了，屏幕上出现了大大的彼岸两个字的时候，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和或者说久违的感动喜悦从心里溢出来。

之前在很多的评论和文字里知道《彼岸》的剧情和他所阐明的意义，在那样一个排练厅，十四个年轻人用他们青春的身体来表演着乌托邦式的《彼岸》，“这不是一条绳子而是一条河，我们要到达彼岸”，可是彼岸是什么？谁也没有给答案。我看到了梦想脆弱而灿烂的被捏死捏碎的残酷。

“牟森在《彼岸》之后，要排一个新戏，孩子们都留在北京苦苦等待，没有钱也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合租的房子要到期了，吃饭成为问题，没有人再来关心和帮助他们，那些掌声、欢呼、闪光灯和溢美之词所编织的世界突然陨落。每个人都陷入极大的精神困惑中。蒋樾对他们的采访是不断地追问他们现在对“彼岸”的理解，他们躲闪着逃避着痛楚着暗暗舔着自己的伤口，所有这些心灵的变化在片子中历历在目。牟森新戏的资金并不奇怪地出现了问题，赞助的企业反悔了。牟森一无所获地从南方回到北京，那是一个雨天，面对渴盼着他的孩子们，他破口大骂：你们他妈地等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爸！并且指着一个女孩子说：你他妈有现成的X为什么不卖！（对这个女孩的采访是片子中最动人的部分之一，那种用长镜头纪录的心灵的挣扎过程非常有质感，触手可摸。）但这个与牟森冲突的场面并没有在纪录片里出现，那一天蒋樾没钱了，到处借机器借磁带都没有成功。我们能够在片中可以看到的是牟森说：现实就是残酷的，他们应该自立，他不应该去帮他们也帮不了”——吕新雨

当我看到他们的精神领袖牟森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的时候，我简直毛骨悚然，残酷与冷血的不仅仅只是生存现实的逼迫，他们可以为了谋生在歌厅门口当招徕顾客的小姐，他们可以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成为骑车给人送方便面的学徒，但是不可以忍受的是，他们的梦，他们的希望竟然是被曾帮助他们营造这个梦的人捏碎的，而且在营造与捏碎的同时，他从来没有从心底里喜欢过他们，他们永远是两类不同的人。

而牟森对此的解释是：中国教育造成了这帮傻逼的梦碎之后不能承受的脆弱！

因为中国的教育没有让他们拥有承受现实，生存的技能，什么都没有给他们，但是实际上牟森本人也没有给他们什么，除了四个月格林尼治式的艰苦培训和参演的经历之外！

还记得他们在艰苦排练的时候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有的人唱的青筋都要暴起来了。演出结束后，排练厅被废弃的报纸所淹没，如同一堆废墟。可那毕竟曾经有梦想在那里起飞过。

坚守。坚守什么？乌托邦本就不存在！我们对着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坚守还有意义吗？一切以梦想的名义所做出的努力仅仅变成了一种虚无空洞的姿态，那坚守的动力和精神支撑又将来自何处？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所谓思想热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新的乌托邦式的教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一代人。回想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在国旗下演讲，激情满怀的说我们要做社会主义栋梁之材，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栋梁之材，怎么才算对社会有用，我们只是知道试卷上的ABCD 填对了位置，分数越来越高，或许就离那个所谓的栋梁之材的标准越来越近。

可是当你努力了很多年，裹着朴素的校服，牺牲了自己所有的天性与爱好，做了很多年的乖学生，一直到自己戴上厚厚的眼镜镜片，成长为20多岁的成年人之后，你突然惊醒终于要结束做梦的时代，要去实现梦想了，然而那个曾经的乌托邦已然在一种被耻笑为幼稚的笑谈里变成了废墟，于是我们惶恐和愤怒被骗！

牟森是个骗子吗？就像段雪渊说的那样，“他只是在做他的戏，戏演成功了，谁都知道，哦那是牟森的戏，可是有谁记得我们？有谁关心过我们！”

于是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拥有年轻的身体！

崔普亚回到家乡之后拍了一出戏，而且还给自己的脑后扎了一个小辫，那是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特别的标志，看到这里我心疼的笑了。

“演出现场是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上，寒冷的冬夜，黑土地上燃烧着汽油桶，地上是农民为种苹果树挖的坑，村里的乡民们扶老携幼地来了，这确实是村里的新鲜事，何况还有北京城里的人专程前来，牟森和他穿着醒目的女友被邀请前来看戏，很对，整个戏的语言和形式其实都是对牟森的复制，演员咬文嚼字歇斯底里地念着“先锋腔”的台词时（课堂再次荡起笑声），我们看到的是乡民们茫然的表情，要让他们理解这些在寒夜里发生的事情是太难为他们了，只有最后唢呐声激昂地在旷野里响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才有一些生动，血才热起来，使我再一次体会出唢呐与乡土中国的血肉关系，幸好还有唢呐！在唢呐所营造的高潮声中，众人们：演员、牟森和他们招呼来的乡民一起用力，把一辆无法启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破拖拉机推着走向远方，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我把“希望”两字加在了田野上，做为我的读解，也是希望。 ”吕新雨。

阅读补充材料：《纪录片《彼岸》首先纪录了一出戏的诞生，有先锋色彩的民间戏剧工作者牟森排练和演出了一个实验剧《彼岸》，由诗人于坚根据高行健《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改编，目的是试图对“彼岸”这个汉语词汇进行解构。该戏由牟森在电影学院训练一个从社会上招来的短期训练班来完成，为期四个月，成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如东北、云南到北京来寻梦的的十八、九岁的孩子，普通话还说不标准，他们所拥有的就是青春的身体。在电影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牟森带着他们摸打滚爬欢笑嘻闹在一起，吃着低劣的伙食，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富有讽喻地进行形体训练，在一根绳子上爬行，去追寻 “彼岸” 是什么。最后是演出，训练的教室被铺天盖地的报纸糊了起来，请来的北京各路文化名流和外国友人拥挤在边上，孩子们忘情地、投入地、声嘶力竭地喊着、摇摆着、跳着、跌爬着，在演出结束的掌声中，伴随着闪光灯的辉映，我们看见泪水、汗水和报纸的油墨糊满了他们的脸和身体。他们簇拥到牟森的身边，把牟森团团抱住，用手在他的头上抚摸，把脸贴在他的身上摩挲，然后把他高高地抬起来欢呼，——很自然地，牟森是他们的精神领袖，那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情景，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时刻，很多观众泪流满面。戏后的座谈会上，各路文化人用各种翻译体的的高难度词汇和复杂的分析竞赛般地赞扬了这个戏，记得其中还有人说这个戏“解构”了一个在黑暗中肩着闸门的“巨无霸”的形象，----谁都知道，他指的是鲁迅；我曾经对蒋樾说，从这个片子的结构上说，我以为座谈会这部分太长有累赘之嫌，但是从另一方面上说，它给我们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评论保留了一份怎样的备忘录！